惠农时贷（成都）调研随笔

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P2P大发展的一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给社会各界展示了互联网在未来经济、金融发展中所拥有的“核武器”级别的能量。然而，因为市场的稚嫩，2013年底便出现了P2P公司大面积倒闭的潮退现象，拥有互联网技术与思维优势的IT精英为自己在金融风控方面的短板交了学费。

        区别于宜信等传统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惠农时贷”缘起“掌政模式”，而不是互联网金融。掌政模式的掌门人康永建在北京大学农村金融专家王曙光教授8年的跟踪指导下，率领马小芳、崔总、何总等40人的团队，扎根农村社区，用艰辛的实践创新探索出一套完善的在农村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机制。通过马小芳总经理带队进驻天府，将这套机制引入“惠农时贷”，这也是“惠农时贷”线下控制风险的基础。

        在马小芳手把手的带领下，一线年轻员工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员工的本地化大大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提供金融服务获取信息的成本直接决定了商业上是否可持续。“惠农时贷”的业务集中在每个乡镇的中心，员工都是本乡镇出生的大学毕业生。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信息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信息对称，二是信息快速流动。在农村熟人社区里面，人员的流动性小，且居住地相对固定，作为农村内生组织，该组织虽然从事的是商业运作，但在村组熟人社会网络里面信息获取成本极低，远远低于所有的商业银行；信息的快速流动能让风险在第一时间暴露，并利于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风险的消转。

        线下风险控制能力直接决定了线上业务的市场前途。人员和机构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能有效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中积累的丰富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是指农村熟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积累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农村熟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和了解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村组社区里家庭之间的相互依赖，除了资源共享的功能，还具有家庭风险化解的作用。因此农户之间彼此遵守诚信原则，否则，一旦违约便会带来严重的惩罚性成本。

        作为一种社会惩罚，因为不守诚信该农户的家庭风险敞口会无限放大，这便是理性小农为何彼此守信的原因。同时，熟人之间的守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村组熟人社区内的非正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虽然没有法律惩罚的强制力，但对社区内部人的行为约束上却具有超强能力。非正规惩罚机制基于社会资本，对社区内家庭风险具有加速暴露和放大的作用，因此农村熟人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必须守信。“惠农时贷”机构、人员的在地化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机制，虽是小微但很草根。

        “惠农时贷”基于此在业务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实现了金融产品（服务）、营销方式的在地化。具体来说主要有：与村组精英、地方小微企业者、合作社等结合，领域涉及苗木、运输、种植、养殖等小农、小微企业。

        一线员工强调对第一还款来源的考量和人品的考察。二线风控人员充分利用四川土地确权的五证进行风险规避。作为对违约的威胁，这五证都将质押给场镇服务中心。由于经营过程中现金回笼滞后而导致的展期现象存在，但恶意违约的现象没有发生，这也佐证了“惠农时贷”风控三原则（在地化、第一还款来源和五证质押）在风控上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惠农时贷”还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为用来做质押的动产进行定位标识，仅仅几块钱的成本，却大大解决了动产资产保全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将动产抵押物集合成一个安全的仓库，王海蓝在介绍该模式时笑称是金融仓储。

        线上的“惠农时贷”平台解决了资金瓶颈的问题，虽然不能用超大规模的资金量来说明“惠农时贷”的社会意义，但却为通过互联网金融创新解决农村八亿农民融资难、金融可及性差等问题开启了思路。正如王海蓝所言，农村金融市场浩大，实践创新充满艺术和挑战，更是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蓝海。

（文章来源：《新金融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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