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是孟母吗？”

        历来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像是对世俗成功的诅咒；“富不过两代”却不是一种毒詈，而是由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许烺光先生提出的。对中国的历史文献做了深入的统计解析，以及对近代的民俗文化做了深入的实地考察之后，许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深感怵然之余，它催人深思和慎戒。

        “任何人，无论在现世如何成功和显耀，如果后代搞得乱七八糟，那么他（她）的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感叹发自一个名叫杰奎琳的名女人，船王奥内西斯的遗孀，更是总统肯尼迪的遗孀。在美国，杰奎琳以“懿范足式”的良母广为人们称道，她对儿子的养育可说是不遗余力。在她的悉心栽培之上，在她和肯尼迪的优良基因之外，在她苦心经营留下的两亿多美金之后，小肯尼迪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杰奎琳死后没过几年，小肯和他太太就坠机而亡。经调查发觉，原因是他们在自驾小飞机参加朋友婚礼的途中，因口角而厮打，竟置飞机驾驶于不顾。对这样荒唐的结局幸而杰奎琳仙逝在前，否则情何以堪？

        类似小肯尼迪的行径，恐怕上帝也难帮得上忙，何况区区寡母？当然，板子不能打在杰奎琳一个人身上。那么还有谁也得承担罪过？杰奎琳生前有此感叹，在潜意识里难道她已经有了这样的恐惧？我们难以确知。但她在名利场里周旋，所见所闻有不少足可引起她忧虑的，自是不难推想。许烺光的探索之一，就是要追寻答案：下一代该怎样成长，才能称职接棒。这可不是什么家庭的琐屑事，特别是对我们以家庭为价值的基本单元的华夏文化来说。当人们看到充满纷争扰攘的中国近代史，一些最显赫家族的晚景和凋零，凄然之感不免油然而生。

        文化的内涵究竟包括些什么，向来是见解各殊的，但作为文化的基石，有两类是必备的：1. 习俗和仪式，如生、婚、丧、庆等方式和节假日，及其崇拜的对象； 2. 下一代的培养方法和规矩。文化之能持久，在于这些规范已融入民众的血液，成为不言自明的习惯，对它们的服膺是不假思索，往往不是通过在意识层面的选择而来的。怎样养育子女，因此浸透了所属文化的价值和习惯。子女的生育教养对于华夏文化，意义尤其大。因为华人的安身立命之基，是把自己当做血缘链条的一环：对祖先崇敬，并有责任通过子裔继续其命脉。华夏文化缺少西方文明的基本构件，如个人的灵魂、罪愆、救赎、救主等观念；华人则从实际出发，“祭神如神在”。自慰地想当然，假设神存在，自当保佑自己家庭的顺遂，而所祭的祖先才是实实在在的。因而，儿子能否不辱没祖先，并发扬广大家族的链锁，意义超越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成效”。

        文化的这种差异，从市场和管理的角度，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市场化进展的结果——深受华夏伦理影响的东亚经济体（无论中国台港、新加坡，还是日本、韩国）的发展可为佐证——企业还将持续以家族拥有并经营为其主导形式。因此，解析富二代（包括官二代）的行为和心理有其社会意义，重温许烺光在这方面的著述的现实价值是不可小视的。

        许教授（1909-1999）学术成就卓著，1977年他被选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他鲜为国人所知，原因大致有三：许先生毕业于上海，早在1944年就已赴美国任教，并终身客居彼岸；他的著作几乎全部以英文撰写 （直至约十年前才在台湾陆续汉译成《许烺光著作集》）；他没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典型路数进行研究。顺便说，笔者八十年代留学，也是到美国以后才知道有张爱玲、沈从文、熊十力其人，才读了久闻其名的“江村文化”，也才发现许烺光先生的《祖阴下》丝毫不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逊色。

        “富不过两代”是《祖阴下》得出的结论。这本力作初版于1948年，是许烺光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后，运用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对云南的小乡村 “喜洲镇”长时间田野调查（一千户、八千人；1941年7月-1942年6月，及1943年的7月-9月）的成果。笔者在此引用的，则是该书1967年的增订版。许烺光对平民家庭里贫和富两个群体的考察，以及从史料对权贵名人的跨代统计分析，令他相信，华夏文化里“父子同一”的主轴关系，和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 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反而创造了有利于对方（贫寒子弟）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

        许教授对历史上成功人士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蒋良黻的《历代名人年历碑传总表》（包括了30个姓氏的所有的名人），从籍贯和生卒年代来判断同姓者是否存在父子或祖孙关系，由此来判断该家族的荣枯延续的时间。他不无惊讶地发觉，“在所有三十个家族中，家族显赫的时间没超过两代，或至少不超过三代。”尽管中国社会在传统制度的安排上有太多“有利于名门望族延续的因素，但中国的名门望族与欧洲的相比，历时周期要短暂得多。”

        为了印证他的结论无误，许烺光又遍访地方志记载的名人望族的兴衰，比如浙江省的镇海、慈溪、鄞县，发现“富不过两代”的规律依然奏效，“在发达地区，名人出生于名门望族和贫民百姓的比率几乎相等。”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哪个年代的事啰，现在可是大不同了。笔者却赞同许教授的见解，“社会的变化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紧密相连。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必要条件”。那么在目前，导致“富不过两代”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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