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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法则

2012-08-20 10:24:14作者:孙涤编辑:
在讨论青铜法则时,我们要一并考虑“权利”和“责任”,在“权利”层次上把自己“放下”,在“责任”层次上又别忘了把自己“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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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金斯的学说是他所属的一个大学派的代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生存竞争是在个体层面上展开,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异落实到了基因上,拥有它的物种就有更多的生存优势,得到延续和扩张。而人类表现出来的组织、群体、文化现象,以及其间的貌似“利他”的行为,其实是至始至终自利的基因,通过“互惠法则”来竞取和扩展生存机会。正如我们介绍的,道金斯等人也承认通过血亲间的基因遗传和延续,物种在进化中的盛衰(kin selection)。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O. Wilson)在基因在生物进化的核心作用上拓展了一步。他是首屈一指的专家,研究蚂蚁、蜜蜂等群体性生活(eusocial life)而著称于世,他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对理解人类社会的合作及其规则是着划时代的意义。威尔逊教授2012年出版的《对地球的社会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更强调了生物进化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个体层面,血亲层面,还有群体层面(group selection)的竞争。蚂蚁、蜜蜂在生存进化中能够卓有成效,因为这些社会化程度极高的物种在蚁塚和蜂巢这类超级社会化组织(superorganism)里分工司职,不但贯彻了必需的黑铁法则,也通行白银和黄金法则,甚至体现出“铂金法则”,通过“专门利他”实现了“利己”的目的。

        笔者的想法和威尔逊的见解不谋而合,认为人类文明之能上升、发达、兴盛,必是超越了个体层面的竞争,不但拓展到了血亲层面,更在群体层面贯彻白银和黄金法则,是充分扩大了合作的结果。但是,要人类社会仿效蚁塚、蜂巢,要人类和蚂蚁、蜜蜂攀比,实施“铂金法则”,那么除了引起混乱导致毁灭,是不会产生其他的结局的。(孙涤补记于2012年4月,威尔逊的新著阅后)

        尽管词锋犀利,并且持有刚硬冰凉的科学逻辑,道金斯的批驳者还是很多,即使在科学家同行内也是如此。本文显然不是一个评论道金斯学说的合适场所,在此我只想促使人们思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假设,其实际可行性如何,能否作为现实政策和法规的目标,或者成为社会和道德的基本诉求?

        此外,我还想提出如下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青铜法则的探索兴趣。

        1、至少在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的文明演化,其主要动力来自文化过程。伦理进化通过观念传播和社会选择对于现代人种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进化的选择力量。

        先举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成吉思汗和贝多芬是人类文明史上两个出类拔萃的个人。成吉思汗天赋异禀,留下了大量子裔,他妻妾成群(据说使有后代的女子就多达五百人),加上他子辈、孙辈的子女,在他六十五岁去世前,直接携带成吉思汗基因的人就有两万之多。七个半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的基因更是流布人间。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导,人类学家估计,带有成吉思汗基因的人占了黄种人的(其中以中国人为主体)的5%至12%左右。贝多芬的创造力则完全体现在不同的范畴,他没有子裔,但他的音乐激励着和升华了无数的人。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人都和老贝的基因无涉。作为一个汉人,笔者起码有廿分之一的概率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但说实在的,他只体会到贝多芬的精神感召,而丝毫无法体验到成吉思汗的传承。

        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对于基因,人为的构件(artifacts)对人类的演化有着更强有力的干预。无论从火的有控制利用到马镫的使用乃至超级计算机等的发明,从粗糙的器皿到艺文的种种创作,从祈佑的原始崇拜到“涅磐”境界的认同,从裹腹之物的采集狩猎到对宇宙命运的探索……文化构件改变了人的行为和思维,甚至改变了人类基因延续的“自然轨迹”。

        2、在向自然界谋求人类的生存机会,特别是各个部落和种群相互竞取资源的过程中,人类文明进展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和观念的塑造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脱颖而出的几个主要的文明对人类组织的实践经验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问题,界定了若干个重要法则——黑铁法则、白银法则和黄金法则是其主轴——来指明人类的发展方向,亦即我们所谓的“大轴心时期”。“大轴心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和规定的方向,直至今日依然制约着我们社会的作为和价值取向。就此意义,我们现今提升文明的各种努力仍是大轴心时代的延续。

        文艺复兴期萌发的近代科技,通过探索、创造、改进各种文明的构件,也是响应“大轴心时期”所提出的挑战的探索努力,其任务的完成正在持续当中。在中国文明史的讨论中,不少人曾疑惑为什么先秦时代的先贤们具有如此的原创力,而后世不过在诠释他们的思想而已,还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其它存活的文明,比如希腊-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它们,问题和使命的提出或总结,也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后,摩西、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则把它们廓清,作了能够指导实践操作的系统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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