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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人银行:被历史遗忘的高贵

2012-11-09 09:51:12作者:刘艳涛 编辑:
说起私人银行,更多的人会提及瑞士私人银行,因为那是私人银行的发源地。但剥开尘封的中国历史,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轨迹虽没有历史的沉重,但有个性的传奇。

“我的银行是今年6月刚开业,开业的时候只凑了7万,我自己拿了5000,到3个月之后才刚刚凑足10万……到今年的年底遇到了点困难……”陈光甫介绍道。

        “如此小资本光甫兄如何能玩转金融市场啊!不知经营状况如何?”张逸感叹地说道,目前上海外资银行就不要说了,国资银行股本都在500万以上。民营银行里盐业银行、四明银行等的股本也不下百万,就是最小的中华储蓄协会也有25万银元。

        ……

        “一家小银行,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周转不灵,他们的董事长向我借几万大洋周转一下。”张逸也平静下来了,只得和来叔商量着说。

        “什么,不会吧!小小银行出事了?张家这帮下人包括我在内哪个没有钱存在那里啊!”来叔突然焦急起来了。

        “来叔,来叔!不要走啊!这家银行经营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暂时的困难,再说夜里人家也不营业啊!”张逸赶忙把来叔拉了回来。

        这两段是小说《大北洋时代》第8章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描述。故事从总经理陈光甫向富豪张逸借钱说起,却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915年北洋时代,聚焦在中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私人银行身上。

        说起私人银行,更多的人会提及瑞士私人银行,因为那是私人银行的发源地。但剥开尘封的中国历史,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轨迹虽没有历史的沉重,但有个性的传奇。

中国私人银行的高贵.jpg

风雨龙门40年
        据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和中信银行私人部总经理张秋林编著的《中国私人银行》一书,据考查,在清末李鸿章的时代中国就出现了私人银行的雏形,李鸿章就有一个给他专门打理资产、金融理财方面的专家,此人便是其幕僚周馥。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周馥在李鸿章府上鞍前马后“风雨龙门40年”。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还是办学、修铁路,乃至李鸿章的家庭财务、子女用度等很多事情,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

        周馥,道光十七年(1837)11月13日出生于安徽建德。咸丰末年(1861),周馥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一个偶然机会,李鸿章看到他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一介书生的他被李收任为幕中“总文牍”。此后,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深受倚重。政治上,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暂且不提。从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代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周馥为李的贴身随从,此后对李鸿章的帮助和为中国私人银行的贡献却不得不表。

        洋务运动时期,“剿发捻”(镇压农民起义)和“勤远略”(抵御外来侵略),曾国藩等人开始筹建近代工业,其发端为军工企业。但财政短缺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财政收入之外新的财源,“求富”的民用工业因而获得了第一个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周馥的重心全部用到实业以聚集资本。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实业。

        1901年,李鸿章去世,作为李鸿章的“爱徒”,袁世凯成为继承李鸿章发扬洋务运动的骄子。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特别是在大乱后的经济危机。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及其家族,在其中的角色同样耀眼。

        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遂崛起于山东。两年后(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当年)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雄踞北洋,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

        1903年,“复兴天津”成为了袁世凯的试验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天津的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馥之子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

        同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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