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改革与新金融的发展机遇

新金融业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代表着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新趋势，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新金融业态与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是一种有效互补的关系，不仅可以增强金融市场活力，拓展完善金融产业链，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附加值，支持并服务于经济的转型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业态推陈出新。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两次石油危机以后，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状态。再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动摇、固定汇率制度垮台，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并导致生产企业风险上升。为规避通胀、利率、汇率、信用及流动性等方面的风险，适应企业避险需要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应运而生。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金融业态创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从我国实践看，传统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必然催生出新的金融业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现了由“大一统”向多元化体制的转变，金融机构不断增加，金融产品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以商业性金融以及政策性金融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愈来愈难以满足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由此也推动了金融业态的创新发展。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从区域发展来看，上海也于2009年提出推进“两个中心建设”。所有这些，均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既要规避风险，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新的避险工具，这就为新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积极稳妥推进新金融发展
　　实践证明，新金融既能因使用得当加快经济发展，也会因使用不当产生巨大破坏。反思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创新不当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脱离实体经济。随着数十年的超常规发展和自我循环，美国金融业的很多创新已经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其次，激励严重扭曲。由于高管人员薪酬大多与金融机构短期回报相挂钩，忽视风险抵扣和长期策略，这样直接导致金融机构行为的短期化，许多机构甚至为追逐暴利不惜铤而走险。不顾风险的业绩泡沫与不合理的薪酬发放相互催化，推动金融机构不断高杠杆化，从而最终引爆了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最后，外部监管缺失。随着金融机构逐利动机的持续增强和公众风险意识的逐渐淡漠，美国不断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特别是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拆除了银行、证券与保险行业之间的防火墙，为风险积聚和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尽管创新不当以及风险管理滞后是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就此限制新金融的发展，而是要认真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处理好新金融发展的三个关系，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态的创新发展。

　　首先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实业为本，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金融要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独自发展、自我循环。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平稳较快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水乳交融、相互支持。而一旦金融发展脱实向虚、以钱炒钱，追求泡沫中的繁荣，就难以避免风险滋生蔓延。

　　其次是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我们应在实践中艺术性地处理好风险防范与创新的关系：既要把握好风险防范的“尺”，也要把握好创新的“度”，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最后是处理好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各项经济金融政策之间到底是协同作用更大，还是叠加效应更大，仍存争议。但毫无疑问，在中国，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对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大。在中国应对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为如何充分发挥新金融的作用提供了佐证。大家对新金融寄予厚望，不仅希望它能够为改善金融运行机制、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提供支撑，也希望它在转变发展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支持“三农”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完成如此多元的目标，加上还要防范金融风险，单靠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肯定无法胜任。必须综合发挥监管、产业、土地、环保等各类政策的协同优势，需求和供给并重，总量和结构兼顾，避免政策叠加或抵消。由此，新金融才能“在复杂中求稳、在改革中求进”，有效服务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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